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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任务,为新时代“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明了立法发展方向。2025-08-08,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首次提请审议了生态环境法典草案。生态环境行刑衔接问题是环境法治领域长期存在且较为棘手的问题,对于环境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时需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作出了规定。笔者认为,应当进一步完善规范设置,为生态环境行刑衔接机制难题的破解注入强大动力,从而提升现代环境治理能力。

破除衔接难题,释放治理合力

生态环境行刑衔接在实践中存在“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等现象。针对某一环境侵害行为,在环境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该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时需要及时移交司法机关。目前,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仅笼统规定了移送的主体和内容,从行政违法转向刑事犯罪的移送标准并不明确,环境违法行为与环境犯罪之间的界分标准也不明晰。环境法治领域长期缺乏合理统一的行刑衔接规范,致使具有双重违法性的环境案件,行刑衔接不畅。一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移送标准,加之行政权的主动性、自由裁量等特征,致使有的行政机关往往不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一罚了之,导致责任认定“畸轻”,未发挥司法的应有功能。另一方面,由于环境刑法具有行政从属性,环境犯罪的成立一般需要以某一环境侵害行为违反行政法律法规为前提,这就要求刑法规范中以空白罪状形式规定的部分环境犯罪应当以前置立法的方式作出相应衔接。然而,现有前置性法律规范类型不一、内容繁杂,且有的司法人员对环境犯罪的认定很少引用前置法律规范,这进一步影响了生态环境行刑有序衔接。

生态环境法典显著的系统性、整体性特征标志着环境立法开始从长期以来的分散化、碎片化向体系化转变,而环境法律体系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生态环境行刑衔接机制的功能供给。因此,为了有效实现行刑衔接机制的科学化配置,生态环境法典应当作出系统性回应,从而形成执法司法共治的合力。

注入法典动能,筑牢法治根基

生态环境法典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价值追求。为了有效回应生态环境行刑衔接的立法需求,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法律责任编”应专门设置生态环境行刑衔接条款,为生态环境行刑衔接的实践展开提供统一的法典依据。

首先,厘清环境违法行为与环境犯罪的区别,二者界定不清是影响行刑衔接质效的重要原因。依据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可以对具体环境侵害行为进行区分,对于严重侵害环境法益、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环境犯罪行为;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可以认定为环境行政违法行为。生态环境法典应在专门的行刑衔接条款中指明环境违法行为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具备何种标准时可以认定其构成犯罪。

其次,明确具体的移送标准和程序,加强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协同。生态环境法典作为一部行政领域型法典,对单行立法中的行政处罚条款予以保留,明确了行政责任的承担。对于刑事责任,为与统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相契合,不宜通过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在生态环境法典中重复规定,应设置引致模式的衔接性条款,以保持刑法的稳固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说,设置专门的行刑衔接条款要明确具体的移送标准,规定违法行为的情节和后果达到何种程度应适用刑事规范,从而在立法上消除“以罚代刑”的死角。在立法层面,完善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可以克服二者因各自独立运行而产生的片面化、单一化弊端,实现优势互补与功能协同。

最后,引入实质引致的立法模式,填补空白罪状缺陷。刑法典体例完备、结构稳固,生态环境条款难以注入,其谦抑性和保障性决定刑法必然在构成要件上以前置法律规范为基础。因此,面对生态环境行刑衔接机制中存在的缺陷,必须引入一种合理的立法模式,系统规定与环境犯罪空白罪状衔接的具体内容和规则。生态环境法典通过实质引致的立法模式对行政性规范的要件要素和引致条件进行明确规定,是对环境犯罪中空白罪状的实质填补,与生态环境行刑衔接中刑法的行政从属性特征相契合。实质引致模式的引入为生态环境行刑程序衔接提供具体的法律依据,当然,对于刑法所固有的违法性判断可通过刑法自身的规范属性展开。

总之,构建高效、顺畅的生态环境行刑衔接机制,是落实党的二十大“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关键环节。生态环境法典的系统性、创新性表达为行刑衔接机制的构建提供了强大有效的规范支撑,也为筑牢中国生态文明法治根基注入强大动力。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法学院、甘肃政法大学环境法学院)